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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大都市圈的聚集程度还有很大差距

来源:庞博国际连锁酒店 更新时间:2018-10-16 点击率:
高质量发展的第三个背景性因素是大都市圈的加快成长。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之中,近两三年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,是包括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在内的资源加快向大都市圈集聚。据有关统计数据,2015年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是深圳、北京和上海,而它们是珠三角、长三角、京津冀三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。集聚改进资源配置效率,激励创新,增加收入,带来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,而这些效应正是集聚发生并加快的原因所在。
中国大都市圈加快发展,同样符合国际范围显示的这个阶段城市化发展规律。欧洲、美国、日本以及其他经济体,大都市圈集中了大部分人口、资源、产出和创新。以发达国家大都市圈的经济密度衡量,中国大都市圈的聚集程度还有很大差距。如果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能够正常推进,将会出现若干3000万、5000万乃至更多人口的大都市圈。
由此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对大都市圈住房需求的上升。用传统的一二三线城市区分房价水平已不适用,房价水平的差异更多体现在大都市圈以内和之外。在大都市圈以内,一些小城镇的房价也令人侧目,而在大都市圈之外,城市化进程迟缓的一些地区,即使作为当地的一线城市的省会城市房价也上不去。然而,近年来大都市圈房价异乎寻常地上升,更多地要由供给侧体制性、政策性因素来解释,包括城市建设用地的地方政府垄断,以土地谋发展的城市发展模式;住宅用地比重长期严重偏低;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不能正常进入市场;租赁住房特别是长期租住住房供给不足;房地产税作为现代城市发展的基本制度建设尚未推开,等等。这些都是下一步城市化进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挑战。
高质量发展的第四个背景性因素,是全球化进程面临的冲击、调整和新的机会。全球化是“二战”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,不仅带来了增长动力,在逻辑上对所有国家都带来好处。当市场和要素配置在更大范围扩展的时候,原来在一国范围内过的不错的某些产业竞争力下降,工作岗位转移到了其他国家,要素和收入出现再分配。人们对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习以为常,而那些好处较少得到者或相对受损者不满的声音却响亮起来了。部分西方政客利用机会,力图把对全球化的不满转化为政治资源。美国特朗普上台和欧洲一些国家反全球化政治势力抬头,一度增加了人们对全球化前景的担忧。
近期形势变化表明,对全球化进程采取倒退、走回头路办法的空间并不大,对反全球化政治势力不宜高估。另一方面,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,对全球化进程进行反思和调整,也是必要和可能的。加强教育培训、社会保障,提供新的就业创业机会;避免脱实向虚,保持并加强有竞争优势的实体经济;调整收入分配结构,促进机会公平,如此等等,都应成为调整中的重要议题,进而为下一步全球化的重整再出发打好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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